1. 晋代医家葛洪,倡导灸疗,首创隔物灸法,堪称倡导灸疗的先驱。在其著作《肘后备急方》书中所录针灸医方109条,其中99条为灸方,大量收集了当时及前人治之有效而又简便易行的灸方。他认为诸家备急之方“既不能穷诸病状,嫌多珍贵之药,岂贫家野居所能力办?又使人用针,自非究习医方,素熟明堂流注者”难以掌握应用。为了“家有此方,可不用医,凡人览之,可了其用”,书中所载灸疗的部位“但言其分寸,不言孔穴”以达到“家自能医,人皆能用”即使不懂医术、穴位的人也能够遵方按法施用,这样灸法对地处偏僻、缺医少药的地方就有很大的帮助。

2. 晋代医家陈延之,是继葛洪之后又一位倡灸法的先驱者,所撰写的《小品方》是我国古代一本重要的方书,对灸疗多有论述,指出:“夫针术须师乃行,其灸则凡人便施。为师解经者,针灸随手而行;非师所解文者,但依图详文由可灸;野间无图不解文者,但逐病所在便灸之,皆良法。”表明就发简便有效,易于推广。

3. 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在其著作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一书中以大量篇幅论述了论述了针灸学,特别是灸法的理论和应用。书中指出,灸法的刺激强度,即灸之生熟要根据部位、病情、患者体质年龄不同而灵活掌握,灸的顺序要优先后,体位要平直,病症要有选择,在用灸法防治疾病方面,强调早治,这些无不对后世灸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灸治范围上也有较大的扩展,首先增加灸疗防病的内容,如《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》指出:“凡人吴蜀地游官,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,勿另疮暂瘥,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着人也。”

4. 唐代的王焘更是重灸轻针,以灸法之安全、效验、易于掌握而极力推崇,提出灸为“医之大术,宜深体会之,要中之要,无过此术”认为“针能杀人,不能起死人,若欲录之,恐加性命,今不录针经,唯取灸法”他所著《外台秘要》一书中,针灸治疗部分几乎都用灸方,这种弃针重灸的观点当然属于偏见,但是说明当时对灸法的重视。

5. 宋代窦材进一步完善灸法理论,撰《扁鹊心书》三卷,本书在理论上特别强调阳气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,提倡治病应以“保护阳气为本”,在治疗方法上则十分推崇灸法,认为“保命之法,艾灼第一”。其主张治疗施灸宜选穴少而精,灸之壮数宜多,有云:“世俗用灸,不过三五十壮,殊不知去小疾则愈,驻命根则难。”窦氏常将灸药联用,以增强温阳作用,提高或巩固疗效,而温补阳气之法“灼艾第一,丹药第二,附子弟三”

6. 圣典《灵枢经》经文中对于灸法的治疗范围和原则有着明确的记载:“针所不为,灸之所宜;阴阳俱虚,火自当之;经陷下者,火则当之;经络坚紧,火所治之,陷下则灸之;经满络虚刺阴灸阳。”